1968年，18岁的祝瑞平走进原先锋大队牙刷厂做工；1980年，他已是年产值45万元的镇办骨干厂长；1993年，一场“被调动”改写了他的人生；1995年，一纸“自动离职”认定让他失去所有保障。截至2026年4月，这位76岁的老党员、老厂长仍在维权路上奔波，身患肝硬化需常年服药，却无退休工资、无稳定收入，晚年陷入“奉献半生、老无所依”的困局。
一、从工人到厂长：他把小厂做成全镇“四大支柱”
祝瑞平1950年10月出生，1968年进入原先锋村牙刷厂当工人，1971年工厂转为镇办企业后任保管员，1978年经镇党委会议记录确认任会计；1980年，由镇党委分管组织副书记黄某金宣布任命为镇办牙刷厂厂长，工业公司经理束庆年到会参加，属于明确的镇管定额干部。
任职期间，他响应镇政府“搞外向经济”号召，跑遍上海、湖北对接业务，携手上海兰生等多家进出口公司建立稳固合作关系，推动工厂实现工贸联营——原镇党委书记张某清亲临联营大会，企业获联营资金投入，原料、订单全由上海保障，年产值从45万元飙升至550余万元，工人扩至200余人，厂房从8间平房扩建到3500平方米，无贷款、无债务。他带领的工厂是当时八桥镇办企业“四大支柱”之一，个人与企业多次获镇、县级表彰，当地老干部至今记得：“祝瑞平在牙刷厂的时候，牙刷厂是全镇的骄傲。”
1993年3月，祝瑞平突然被逼调动。他服从组织安排，任新成立的镇外贸公司副经理并主持工作，调动时承诺“工资由工业公司发放”。可现实是：他在外贸公司23个月未领一分钱工资，出差、开会的费用全自己承担；镇政府未给外贸公司拨付任何资金，他按镇里要求经营长江加油船，年收入给的2万元也被镇财政所全额收缴。可到八桥镇政府财政所查账，“我为八桥企业干了十几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怎么到这儿连饭都吃不上了？”
二、“自动离职”无程序：未谈话、未申请，身份说没就没
1994年11月，长期无收入、家里两个孩子上学、老人要养，祝瑞平被迫离开外贸公司，到八桥供销社协助办厂——产值、税费都留在本地，没带走任何资源。
1995年1月，八桥镇党委在未与他谈话、未接收他任何离职申请的情况下，仅凭会议记录单方面认定其“自动离职”，直接取消镇管干部身份。这一处置既无书面通知，也未保障他的知情权和申辩权，成了所有争议的起点。
2021年8月，祝瑞平偶然得知同期镇管干部都已享受退休待遇，才正式提交申请。镇政府初次查档，只找到1993年任命、1995年免职文件，以“材料不足”驳回；2023年5月再次核查，才承认他1978年至1995年是镇管定额干部，却仍以“自动离职”为由拒绝落实待遇。
三、13年维权路：信访、复议、诉讼，证据齐全仍受阻
祝瑞平的维权持续至今，手里攥着完整的证据链：
官方文件：2024年8月镇政府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明确确认，他1978年至1995年为镇管定额干部；
历任领导证言：原八桥镇党委多位负责人，镇工业公司历任经理出具书面证明，证实“调动是组织安排”、“外贸公司无工资”、“自动离职认定未与本人沟通”；
双重标准铁证：同期镇管干部中，干龄不满10年，明确被记为“自动离职”，甚至被撤职的人员，也都拿到了退休补助，唯独他被排除在外。
可现实是：2024年信访被驳，2025年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镇政府仅提供1989-1995年部分任免文件，1968年入职、1978年会计任命、1980年厂长任命等材料均以“未查到”为由拒绝；他先后向扬中市、镇江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2026年1月向市级相关部门提起行政诉讼，截至2026年4月庭审已结束尚未宣判，待遇仍无着落。
四、晚年绝境：重病缠身，奉献者老无所依
如今祝瑞平76岁，1986年工厂查出血吸虫病，他因忙于工作延误治疗，1995年确诊严重肝硬化，需长期服药已超20年，每月药费占去大部分支出。
作为奉献基层16年的镇管干部，他没有退休工资，没有医保补贴，为维权四处奔走，晚年靠子女接济生活。“我入党40多年，每年都交党费，现在连党员档案都找不到了？”他拿着召介我入党证明，声音哽咽：“同期厂长、书记都有待遇，为什么我是例外？”
他的诉求清晰且合理：
撤销1995年错误的“自动离职”认定，确认1978-1995年镇管干部身份有效；
按当地文件落实退休待遇，补发2008-2025年待遇合计195820元；
补发1993-1994年23个月拖欠工资41400元，补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；
总计267220元，此后按同类干部标准保障至离世。
基层干部是治理的根基，奉献者不该被遗忘。祝瑞平的遭遇，不是个例——部分地方对镇管干部历史身份认定不规范、档案管理混乱、遗留问题“新官不理旧账”，让老基层干部陷入“身份悬空、待遇落空”的困境。
五、行政诉讼法律焦点与维权依据
截至发稿，祝瑞平诉八桥镇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诉讼已庭审结束待判，本案核心法律依据如下：
关于起诉期限：直接撤销1995年的“自动离职”决定虽面临年代久远的问题，祝瑞平2021年才知晓权益受损，且2024年8月镇政府出具的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已构成“明示拒绝履行法定职责”。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47条，本案属于“履行法定职责之诉”，起诉期限应从行政机关明示拒绝之日起算，并未超过法定期限。
关于“自动离职”的违法性：依据原劳动部《关于擅自离职人员处理的复函》（人调发〔1990〕19号）及《公务员申诉规定》，认定“自动离职”必须履行谈话、催告返岗、送达书面通知等程序。本案中，镇党委未谈话、未催告、未送达、未接收申请，属于典型的“主要证据不足、违反法定程序”，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70条，该认定应予撤销或确认违法。
关于举证责任：根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34条，被告（八桥镇政府）对作出"自动离职"认定及拒落实待遇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，应当提供当年向祝瑞平送达的《自动离职处理决定书》、谈话催告记录或本人签字的离职申请书等证据。若被告无法提供上述证据证明"自动离职"认定的程序合法及事实依据充分，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——法院应认定该认定主要证据不足，依法判决撤销或确认违法，被告实质上败诉。
关于身份确认：镇政府2024年8月的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已书面确认其“1978年至1995年为镇管定额干部”，该公文具有法定证明力，可直接作为确认身份及落实待遇的依据。
我们期待有关部门能正视这份沉甸甸的证据，查清历史事实，给这位老党员、老功臣一个公道。
基层奉献者的付出，不该被“自动离职”四个字抹杀，如我所说的话是假话，让组织任意处置。
本人祝瑞平，身份证号321124********4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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